林赶秋先生新著《古书中的成都》分先秦、汉晋、唐宋、明清及杂项五卷，围绕成都，爬梳古籍，兼以物证，溯流穷源，详加考论，以还原巴蜀文明概貌，细说天府地域文化流播及其价值。

天府之土，沃野千里，巴蜀开国，肇自蚕丛。书写如此悠久、广阔时空之文明代际传承与发扬，眼界之开阔与腹笥之丰盈，自不待言。林君打通文史，穿越古今，终成蜀国古都成都文化之“宏大叙事”。书中所及主要古籍，先秦有《山海经》《老子》等；汉晋有扬雄《蜀王本纪》《益州记》、常璩《华阳国志》，包括《史记》《汉书》等；唐宋有卢求《成都记》、赵抃《成都古今集记》、杜诗、陆游诗词及其《入蜀记》、范成大诗词及其《吴船录》，以及元人费著《岁华纪丽谱》等；明清有何宇度《益部谈资》、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傅崇矩《成都通览》、清末民初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周询《蜀海丛谈》和《芙蓉话旧录》等。其他单篇重要作品如西汉扬雄的《蜀都赋》、东晋左思《蜀都赋》、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李白的《蜀道难》等等，不一而足。

是书开篇以李白名作《蜀道难》之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为题，径由远古时代历代蜀王纵贯而下，把历史上生于成都或在此宦游的圣哲先贤、文人墨客，如李冰、文翁、司马相如、扬雄、杜甫、陆游、范成大等人，见诸记载或发于诗文的足迹与见闻，呈现笔端，并博览书籍，详考文物，反映其时的城市大略、文化盛况和民情风俗。像李冰治水、文翁建校，杜宇治郫、五丁担山，这些发生在天府之土的历史与传说，无疑是形成其独特地域文化之源头，而一地文化底蕴之积淀，尚需后世之绍继与赓扬，故而司马相如、扬雄、杜甫、陆游等一代文化托命之人之生命活动，也是参与、构成其文化大观之浓墨重彩。不用说，马扬大赋可供一览秦汉时期之巴蜀古都，而子美成都筑草堂，放翁“骑驴入剑门”，其诗词与人生已与成都并长存，顺着时光之流，还可随范成大“壮游”，同王培荀“听雨”，与徐心余“闻见”，感觉天府山川之美、宫阙之丽、民风之淳。

凡天府史地人文，古籍所载与出土文物，林君在书中如数家珍。同章参考不论，异章互补亦时有佳例。如“明清卷”里，因王培荀《听雨楼随笔》记载“万里桥”语焉不详，下章特示徐心余《蜀游闻见录》有关“万里桥”之见闻以补之；又因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卷首“成都府署”条有所遗漏，下章复以周询《蜀海丛谈》卷一《制度类上》“各府直隶厅州”条补之。如是环环相扣，新境层出。

由于林君博览与亲历，见多识广，书中援引有据，故多独特发现。除揭示古籍记载舛误之外，还多次指出他著失当欠允之论。如户外野餐之“步障”，学者孙机也曾追溯其源，认为“东汉时已经有了”，而林君引扬雄《蜀都赋》之“延帷扬幕，接帐连冈”句，以证此种设施西汉时即已存在；司马相如和扬雄文章都曾言及蜀锦，而史家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所谓西汉史料未有言蜀锦者，显然不确；唐僧的成都生活，《西游记》却只字不提；蜀人自古尚五习俗之五行思想，是中国人对宇宙之信仰，而叶舒宪所著《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一书第五章《五行昭日月》，未曾及此；袁庭栋《话说四川》认为“成都”作为城市名称，“最早”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显然未见广元、蒲江等地所出土战国文物。以上差错、失误，或囿于识见，或限于材料，而考证之业，总是后来居上，随着出土文物不断新增，则天府地域文化独特贡献之发覆者必日益增多。

林君身兼数长，博学谨严而外，既能体察佳作经营之道，又擅长操觚自运。阅读是书，可穿梭天府史地人文，可欣赏诸多名篇佳什，一窥巴蜀文明之渊源与影响，以及作者之文化自信、乡梓之情。故而，即便如我等未至成都者，亦可于纸上观瞻，作濠濮间想。

《古书中的成都》林赶秋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 阿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