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高语罕，如今人们对他所知甚少。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却是一位知名的风云人物。高语罕是黄埔军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也是“八一”南昌起义的策划者之一，他还在芜湖组织了第一个中共支部。
出身书香之家 关切民生疾苦
高语罕（1888-1948）原名高超，号世素，安徽寿县正阳关人。他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其父为塾师，有较好的汉学基础。因此，受家庭影响，高语罕自幼喜爱文学，并有着良好的文字功底。
高语罕早年东渡日本，求学于早稻田大学。这期间，他同情民生疾苦，关注社会问题，思想日趋进步，1907年回安庆，次年秘密参加了熊成基起义，并随革命党人韩衍从事反清活动。1914年高语罕来到上海，经常在进步报刊发表文章，出版辛亥革命的个人回忆录《百花亭畔》。1915年秋，陈独秀在沪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举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高语罕积极参与，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1916年秋，高语罕经好友刘希平推荐，受省立五中校长潘光祖邀请，来到位于芜湖的省五中任教，开始了在芜湖的革命生涯。
传播革命火种 培育时代良才
高语罕来到芜湖，任省五中学监兼英文职员，后协助刘希平主持全校教务，大力倡导民主，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在他悉心支持下，1917年下半年，“省立五中学生自治会”成立。此会为安徽最早的学生自治组织。
1918年，在高语罕的支持下，五中学生蒋光慈等成立反封建、反暴政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出版刊物《自由之花》，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革命影响。当时的省立五中成了追求进步、鼓吹革命的中心。
1919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此则电讯当晚传至芜湖。次日，高语罕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此时，他已成了芜湖乃至安徽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
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受到地方当权者的忌恨。1920年初，高语罕被逼离开芜湖去上海，与陈独秀一道从事革命活动。是年夏，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旋即前往北京，经李大钊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最早的五十名党员之一。
1920年冬，高语罕重新受聘回到芜湖省立五中任学监。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在芜湖开始了有计划的革命宣传活动，兴办平民学校、商业夜校，还将他编写的教材《白话书信》，由上海亚东书馆正式出版。该书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闪烁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光辉，影响巨大。高语罕也因此而成为安徽省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早期参与者之一。
高语罕1921年在芜组织了革命团体“芜湖学社”，出版《芜湖》半月刊，还指导芜湖学联与工人群众广泛联系，并于1992年策动了芜湖黄包车工人大罢工。在此基础上，组织了全省第一个劳工组织“芜湖劳工会”。
1922年8月，高语罕与章伯钧等被派往德国官费留学，入哥廷根大学就读，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活动。
1925年高语罕由德国回到北京，会见党的领导人李大钊，随后赴上海，在党主持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同年8月高语罕再次回到芜湖，在青年团的基础上，帮助建立中共芜湖特支，并物色五位进步青年，派往俄国中山大学学习。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高语罕出席大会，并为共产党派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高语罕经武汉到达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高语罕与芜湖有深厚的历史情谊。从1916年至1922年，前后七年，曾在芜湖省立五中任教，传播革命思想、培育进步青年。曾在五中就读的蒋光慈与高语罕关系密切，深受高语罕的影响。
高语罕赴德留学时，曾赋诗勉励在莫斯科的蒋光慈，诗云“百尺楼高势欲飞，爱看明月夜披衣。回头卅七年间事，一样春寒不思归”。诗中充满着昂然欲飞的革命情怀，激励着学生奋进向前。
蒋光慈于1924年3月，曾把在莫斯科写成的诗作汇成《新梦》诗集，寄给在德学习的高语罕，高语罕为《新梦》撰就一序，对蒋光慈的诗作表示赞赏和鼓励。
既是革命者 又是学问家
高语罕不仅是一位革命者，他同时也是一位著述颇丰的学问家。
在抗战期间，曾撰就《高语罕讲〈红楼梦〉》一书，此书于2016年8月，由新世界出版社付印问世。《高语罕讲〈红楼梦〉》是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文化性为一体的力作。也是一部视角独特、深度解读《红楼梦》的学术之著。全书共分六讲：第一讲：一面镜子；第二讲：贾宝玉；第三讲：王熙凤；第四讲：几个奇女子；第五讲：两个老太婆；第六讲：《红楼梦》的宝藏。这六大部分，既可分作六个独立单位，又可合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高语罕有深厚的文学根底，学养丰厚，因此对古典名著《红楼梦》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分析。他在这本书中发现的一些见解，今天读来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高语罕在书中强调：“我们青年人应当从事学习，尤应当从我们的古典作品中去学习。”他认为：“《红楼梦》实在是我们百读不厌、独步千古的一部不朽杰作，它的价值实在可以和左丘明的《春秋传》、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史记》并驾齐驱”。
高语罕还精辟地阐述：“胡适考语《红楼梦》是自传。但是，他不知道或至少他不曾告诉我们，每个伟大文学家或伟大人物的自传，同时就是他所在生存时代全部或部分的社会史。他不知道，或者他也没有告诉我们，‘爱挥霍、爱摆架子、讲究吃喝、讲究场面’等等不惟是曹寅一人一家的特色，乃是中国贵族社会一般的特征，甚至在东西各国的贵族社会”。
高语罕凭借其深厚的文史学养，以唯物辩证史观，深刻揭示了经典长篇小说《红楼梦》的伟大社会价值与历史意义。他指出，《红楼梦》不仅仅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也是他所处社会的“一面镜子”。认为“每一个伟大作家的自传，同时也就是他生存时代的一部社会史。”
高语罕赞赏曹雪芹“有很大的诗才，且负奇气。”“假如曹雪芹对于中国八千年的建筑艺术没有研究与心得，即他对于偌大的一个大观园的场面又怎样能加以井井有条的描画呢？”由此种种皆足以证明“《红楼梦》这部伟大写实主义作品的作者之所以成功，绝不是偶然的啊！”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时期，高语罕向民众推荐《红楼梦》、阐述《红楼梦》，他也是有想法的，就是要广大民众不忘中国文化传统，激发民众的爱国精神，让中华民族坚韧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良苦用心，今天的读者仍然可以深刻感受。
事实表明：高语罕不仅曾是一位知名的革命者，而且也是一个可敬的学问家。
今日的人们，是不应将他忘却的。
朱典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