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正生
1981年，路遥写出中篇小说《人生》，已经是当之无愧的改革文学经典。时隔40年，胡恩国完成了长篇小说《行色》，是安徽新时代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这两位小说家，一南一北，人生道路、文学成就迥异；两部小说，人物性格、语言风格也差别不小。尽管如此，《行色》与《人生》却有不少值得比较和讨论的地方。它们的叙事时空类似，人物结构一致，且都在思考转型时代农村知识青年“怎样人生、如何选择”这个共同的文学命题。可以说，《行色》和《人生》是当代文学长河里互为镜像的“姊妹篇”。
高加林生活在陕北高原，许建言成长在江南水乡，他们是两种不同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人物形象。但是，高加林和许建言的符号/象征身份却又是相同的。他们都属于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社会里读过书、上过学的知识人。因为有文化，他们也就不同于绝大部分的农村青年，做一个合格的农民、娶一个贤惠的农村姑娘已不再是他们的人生追求。高加林和许建言面对着同样的人生命题：他们要在进城与留乡之间进行艰难抉择，也要为选择现代城市女孩还是传统农村姑娘为恋爱对象而纠结、困惑。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同样的伦理难题：如果抛弃农村的恋爱对象，就要遭遇文化传统带来的道德压力，背负一个“负心汉”的名声。
因此，高加林和许建言是“家族相似性”的人物形象，《人生》与《行色》是“家族相似性”的小说。《人生》的故事发生地是路遥所谓的“城乡交叉地带”，时间是“城乡二元结构”尚未破除的改革开放初期。这也是《行色》里的故事时空结构。这种平行的时空关系为小说家反映城乡割裂下的社会生态与时代转换中的文化心态提供了稳定的视角。其次，《人生》与《行色》采用的都是叙事文学里并不鲜见的、经典的“一男两女”关系结构。前者是高加林与黄亚萍、刘巧珍的关系，后者是许建言与莲、樱的关系。再次，《人生》和《行色》的“家族相似性”是主题指向的同一性。路遥也好，胡恩国也罢，他们都希图回答或揭示一个永恒的文学母题：人的一生该如何度过，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然而，《行色》终究不是《人生》，高加林终究也不是许建言。高加林的人生故事并没有讲完，路遥最终也没有按照编辑王维玲的意见写出《人生》的续篇。而胡恩国则在路遥终止的地方，顺着时间与生命之河，让许建言走完了高加林的下半生岁月，也让《行色》呈现出与《人生》不一样的风貌。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路遥写完了《人生》的续篇，高加林会有什么样的人生结局？循着小说的内在叙事规律，答案其实是清晰的。高加林的人生目标是告别乡村，“渴望远走高飞”，“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他是一个不愿、也不会向命运屈服的人。他必然会再次离开乡村，努力追求他所认定的理想，这既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也是小说的内在逻辑使然。路遥让高加林匍匐在黄土地上，然而却高昂着不服输的头。相反，胡恩国让许建言在人生奔波、生命辗转之后，却坚定选择回归乡土，扎根故乡。虽然许建言也曾心生“是不是一辈子就待在这山窝里过日子”？这种不愿安于现状的自我追问，好像是高加林人生信条的隔空回响。可是，许健言在告别了红颜知己、送别了父母双亲之后，变得务实、稳健，最终，他安静地“过着平静的山村岁月”。于是，《人生》和《行色》为我们留下了外表如此相似、实质却又不同的文学形象：反抗命运的高加林形象与顺应时代的许健言形象。许建言终究只是高加林的另一种文学版本，而不是复制版本。
高加林和许健言不同的性格特征、生命感悟与人生结局，具有某种超越性的启示意义。我们甚至可以说，高加林与许健言代表了我们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形象：高加林是我们不安定、不安分的青年形象，而许建言则是我们安稳、成熟的中年形象。
不过，选择谁成为自己的恋爱对象——是城市女孩，还是农村姑娘，这才是高加林与许健言形象之间更为重要的区分之处。起初，高加林和许健言处于同样的情境：他们在人生的低谷时期都遇到了拥有金子一般的心的、善良的农村姑娘。后来，他们都又遇到了有知识、现代的城市女孩。他们面对着同样的困境：选择最初的恋人，还是选择后来的恋人。可是我们看到，《人生》和《行色》有着类似的开头，却有着不一样的结局。虽然高加林对刘巧珍也有不舍的情感，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分手。所以，许健言在大学时期又邂逅生在城市、成长在市委大院的樱的时候，我们甚至认为《行色》必定会重复《人生》的叙事俗套——就像高加林放弃刘巧珍一样，莲会被许健言抛弃。然而，胡恩国没有效仿路遥的写法，他“顽强地”让许健言与莲只是保持着纯洁的友谊。这种突破一般读者期待视野的故事结局，体现出胡恩国文学想象的理想主义色彩。
高加林的选择是理性的，合乎现实逻辑，是彼时代农村青年翻身换命的必然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人生》是现实主义的，它讲述的是符合时代规律的故事。它的现实主义，被高加林选择黄亚萍所定义。与之相对应的是，《行色》则是浪漫主义的。它的浪漫主义，被许健言坚守初恋女孩所赋予。这种浪漫主义，既让人感动，也令人温暖。当然，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其所暗含着的都是小说家的价值观与叙事伦理。现实主义让我们看到世界的真实，理想主义给我们俗世的慰藉；现实主义带给我们疼痛，理想主义给我们疗伤。归根结底，我们不是高加林，就是许建言。进而言之，我们或许是高加林和许建言的综合体。（本文系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领军人才培育工程项目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