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郑小悠《清代的案与刑》一书中，读到这样文字，很有意思。兹摘录如下：

“光绪八年，因为水灾严重，御史张佩伦上奏，请朝廷‘儆惕修省’，重点提到‘近年刑部秋审处委派不甚公平’，所以刑案办得很不妥当，以致上干天和，水灾泛滥。”

就是这个一生致力于研究《管子》、学问渊博的“清流”（做过侍讲），在最“风光”时，竟递过上述折子，说什么因为刑部秋审不公，导致“上干天和”“洪水泛滥”。荒唐不？刑部秋审不公，与自然灾害有几毛钱关系？！

可是，如此“联系”，振振有词，且上奏皇上，竟无人（当然包括至尊至圣的皇上本人）指出其“荒唐逻辑”，也算是奇葩，但又似乎太正常不过。

这个张佩伦可是赫赫有名的“清流”！与张之洞、陈宝琛（陈寅恪之祖父）并称为晚清帝国“三大清流”。清流，清流，以弹劾大臣闻名，声誉盛隆。当然因此也得罪了很多高官显贵。

晚清内外交困，战事仍频，他又是主战派大员。于是，官僚们便出了个“阴招”，你不是好战吗，那就让你带兵打仗。张佩伦是翰林出身，一介书生，火气旺盛的他还真的赤膊上阵，带兵跟法国干了一仗，结果输得一塌糊涂。不出所料，被褫职遣戍，这一仗也成了政坛笑柄。

几年后，张佩伦获释，李鸿章怜惜这根“羽毛”，让他做了自己的幕僚。恰好，张佩伦丧妻，李鸿章干脆将自己的小女配给他续弦，成为东床快婿。可见李丞相对落难的张“清流”的欣赏和器重。

回过头来想想也是，古代君主，每遇自然灾害时，不是常常发布“罪己诏”吗？

再想想，天灾与人事能冠冕堂皇地“对号入座”，一班帝国高层精英，竟如此缺乏基本的科学思维，甚至丧失正常思维，这个帝国能治理得风调雨顺，并开出所谓的“万世太平吗”？！

近些年，晚清史不仅是史学界的热点，而且也是大众阅读热点。晚清为何如此不堪、“窝囊”，也许我们可以列出百条千条原因和理由，我以为将天灾和人事混为一谈的这条理由，足让人匪夷所思。

插一句闲话，张爱玲就是张佩伦的孙女，也就是说，她也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上世纪80年代被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挖掘”出，竟一直火到今天仍未消停。

另，《清代的案与刑》的作者郑小悠很年轻，1987年生人，北大历史系博士毕业，现为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近年“冒出来”的史学新锐学者，有功底、有才华。大学期间便发表史学文章。前些年，刚满30岁的她，因出版《年羹尧之死》，一举成名。

今年又与人合作，出版了《九王夺嫡》，写得有声有色，而且有趣、耐看。这又使我想到史学著作如何写的问题。说到底，是如何写得既有史学价值，又能让大众接受。

二

近读《启幕——中国当代文学与文人》，这是资深编辑、《当代》文学刊物原副主编汪兆骞的又一部文学“断代史”。这部著作主要描述了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这段文学史，跟他之前的著作一样，分别勾勒了在这段历史中的文人和作品。

全书共39章，每章聚焦一个文人或其代表作，或干脆就是一部作品（如《红岩》）。其中有丁玲、老舍、曹禺、赵树理、胡风、冯雪峰、聂绀弩、王蒙、柳青、浩然、沈从文、周作人、高长虹、张爱玲、孙犁、曲波、姚雪垠等40多人。

与他的文化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一以贯之，汪著以丰富细节和冷静评述为胜。前些年出版的七卷本“民国清流系列”，篇幅宏大，共计二百多万字，我都拜读了，颇多感慨。

这个“系列”从1912年开笔至1949年收官，共37年，可以说回望了“中华民国”的完整历史，并力求全景试展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复杂宏阔，呈现那代学人的文化人格及风骨灵魂。据了解，该“系列”引起了文化界尤其是文学界广泛关注。

中国文学史应如何写，现在看来，似乎已成为问题。像过去那样教科书似地“规整”去写，还是让丰富的细节和人物出场，填补想象，我觉得还可以深入地讨论下去。

不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暂以1976年为下限），可谓一言难尽！太多的历史背景、国际形势、现实政治、是非人事纠缠在一起，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本”的文学史了，要想写出不同“凡响”，难度不小！

在这里，本人不想展开这个话题——说句玩笑话，这个话题足可以写上100篇博士论文。

近些年，我发现一些大刊资深文学编辑退休后，突放异彩，爆得“大名”。也许正因为在大刊做文学编辑，得天独厚，跟当代文学、文人同步，也最贴近。可以说，他们见证了文学史。特别是，一些编辑的作品不亚于他们亲手“培养”的著名作家。

一般认为，编辑大都眼高手低；但我却认为，真正优秀或杰出的编辑，则眼高手亦高。如汪兆骞先生便是。还有写《繁花》的金宇澄，写《一个人的文学史》程永新等。

因此，做编辑最低限度要求，假如你写不了好作品，至少眼界要高，视野要宽，否则，不合格！

江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