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1969）是著名的史学家，为中国史学界百年一见的大师。年轻时由国外归来即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列为四大导师。国学研究院停办后又被清华大学合聘为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教授。一生培养了很多学生，这些人中就有他的及门弟子姚薇元。姚薇元是安徽芜湖繁昌人。
从清华大学到武汉大学
2010年10月，黄山书社出版发行的《繁昌县志·人物》中收有姚薇元的词条：“姚薇元（1905-1985），男，繁昌三山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又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从陈寅恪研究魏晋南北朝史。1936年毕业后，相继在南京中央大学、大夏大学、贵州大学、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授。1948年后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政治大学文学院、南岳国立师院、湖南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任武汉大学教授。著有《北朝胡姓考》《鸦片战争史实考》等。”
《武汉市志》也收有姚薇元的词条。
先生是芜湖繁昌三山人，六岁读私塾，后因父亲去世而辍学三年。十五岁时以优异的成绩录取为县立高等小学学生。报考中学时以一篇《自述》，博得满堂彩，深得繁昌县长的褒扬，并颁发奖学金予以鼓励。这篇《自述》曾经广为流传，作为范文入选1937年《江苏省南京市高等学校升学指南》。
1926年，先生考入清华，当时叫清华学堂，初学物理，后因兴趣而改读历史本科。1928年，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因王国维投昆明湖等原因而停办。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星散，只有陈寅恪仍在清华大学，被合聘为中国文学系和历史系教授，并在哲学系开课。1931年，先生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从陈寅恪治魏晋南北朝史，选择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作为研究方向。
1936年，先生开始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先后辗转于南京中央大学、大夏大学、贵州大学、重庆中央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政治大学、南岳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任教，教授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史学史等课程。
1953年，先生随湖南大学校长李达由湖南大学调至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十二年间兢兢业业执教珞珈山，从未懈怠。1956年，先生参加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会。1963年，结合教学实践编写了《中国近代史简编》教材。
先生桃李满天下，其弟子多为高校的教授和党政军高级干部。1978年后，先生招收了两批鸦片战争史研究生。1984年，参加中国史学会举办的筹备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1982年，与武汉大学萧致知等合编《鸦片战争研究》，这是先生参与编辑的最后一部专著。
从陈寅恪研究南北朝史
先生本科毕业后，从陈寅恪治魏晋南北朝史。据杨树达《积微堂回忆录》，“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当时的口试就是如今的面试，也就是姚薇元的历史系硕士生毕业的面试会，口试导师是陈寅恪和杨树达。
中国学术界一直关注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和融合，这个过程中双方都必须要翻译对方的人名、地名等术语，而如何翻译又无不留有时代和社会的印记，作为学者便可从中分析出各自社会、政治地位的演变，分析出民族文化交流的状况。陈寅恪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山者，早在1929年就撰写了《元代汉人译名考》，后来又接连撰写“蒙古源流研究”系列论文，在国际汉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先生作为陈寅恪的弟子，不仅熟悉这些论文，而更多的是在治学研究的路径上，师承了陈寅恪的治学风格。1934年，先生在《燕京学报》第15期上发表《唐藩会盟碑跋》，对碑文内容进行考证。先生在谈到此文考证资料的来源时说：“据陈寅恪师藏《缪艺风堂》拓本影片……”“据陈寅恪先生所著《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
经过五年的悉心考证研究，先生撰写出中国第一部研究北朝胡姓的专著《北朝胡姓考》，并被译成外文。这是先生受陈寅恪学术思想影响所取得的成果，先生对此感触颇深，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
“不学如余，本不敢以蚊负山，率尔操觚。曩者负笈京都，从义宁陈寅恪先生治南北朝史，尝试作《〈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一文；虽所获甚微，而对此问题，渐生爱好；乃不自揆度，欲进而探求一切胡人之姓氏。”
正是陈寅恪的示范和鼓励，先生才撰写出《北朝胡姓考》，陈寅恪对弟子的这一学术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寅恪以为姚君之学，固已与时俱进，然其当日所言，迄今犹有他人未能言者。”
两部专著奠定学术地位
先生读本科时，利用清华图书馆所藏丰富的中英文资料，以魏源《道光洋舰征抚记》为主线，对照中英文文献，逐段考察其真伪，详细补正遗误，将其研究成果汇编为《鸦片战争史事考》，作为他的大学毕业论文。
1942年，这部著作公开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鸦片战争史实考》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被中外学界视为研究鸦片战争史的权威著作。费正清在一篇论文中称这“是一本有详细的注释而且有判断力的书。”章开沅称这本书“学风严谨，功力深厚，堪称开创之作。”
读研究生时，先生研究的是魏晋南北朝史。1933年，先生在《清华学报》上发表《〈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这是篇关于南北朝研究的论文。在此期间，先生发表了三十余篇论文，其中包括《与钱宾四论唐藩镇胡姓》《唐代回纥人华化考》《欧阳修集古录目考》等。
南北朝从公元420年至589年，延续一百七十年，这是中华民族一个大分裂时期。南朝为宋、齐、梁、陈，北朝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朝为东晋王朝的延续，为汉人的王朝，北朝则是继承五胡十六国而来，多为少数民族。“索虏”“魏虏”指的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因北方人多有发辫而称之为“索”，“魏”指的是匈奴。
先生从考证北方少数民族姓氏的变化入手，剖析这段时期中民族融合的过程。依据史书纪传和姓氏专书的记载，参以碑铭、石刻、文集、韵书等材料，以及近代中外学者有关姓氏的论著，对北朝一百九十多个姓作了详尽考证。《北朝胡姓考》是中国研究北朝胡姓的第一部专著。这里的胡姓并非百家姓中的胡，而是专指中国古代北方或北域的少数民族。
先生除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之外，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也有开山之功。早在1944年，先生便出版了具有史学色彩的《廿四史解题》，简要介绍了二十四史的大致内容，在前代史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证索隐，条理清晰地表达出对历代正史的客观中肯的评价。
1953年起，先生执教武汉大学历史系时就教授中国史学史，编写出授课讲义《中国史学史概要》，和十年前的《廿四史解题》相比，这是项推陈出新的开创性工作。2007年4月，武汉大学将先生的《鸦片战争史实考》和《中国史学史概要》两书合辑，收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杨树达和朱希祖的帮助
先生在治学研究的道路上遇到很多良师益友，除拜陈寅恪为导师外，在读本科时就遇到了名重学界的郭廷以、罗家伦、蒋廷黻，以及后来遇到的杨树达、朱希祖、李达、萧致知等，尤以杨树达和朱希祖对他的帮助颇多。
杨树达（1885-1956），著名的语言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1926年后便在清华任教授，还曾在湖南四师执教，毛泽东曾是他的学生。1955年，毛泽东曾亲往长沙看望重病中的杨树达。1934年，先生的口试导师便有杨树达。姚薇元与杨树达在学问上多有交流，这在杨树达的《积微堂回忆录》中亦有记述。
先生与史学家朱希祖（1879-1944）有过著述上的交流，特别是在《北朝胡姓考》的成稿过程中。这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朱希祖日记》中有所记述，如9月9日：“本日午后姚薇元以其《北魏胡姓考》初稿呈阅，分内篇二册，外篇一册，颇详核。”也就是正式出版时命名的《北朝胡姓考》，这是先生的硕士生毕业论文。
朱希祖的日记中，不止一次的出现对姚薇元的指导性意见。如10月3日：“午后，姚薇元来，嘱其改《北魏胡姓考》为《〈魏书·官氏志〉广证》。”14日：“余劝其（姚薇元，作者注）改正高氏、李氏、王氏诸条。”12月2日：“本日姚薇元来取回《〈魏书·官氏志〉疏证》一册。”这些意见对于姚薇元成书《北魏胡姓考》，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意义。
更有意思的是，朱希祖对北朝胡姓的研究也早有兴趣，并做过一些资料方面的准备，而动笔撰文著书则是受姚薇元《北魏胡姓考》的启发。
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执教时，朱希祖十分认可先生的学术水平，并为其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而仗义执言。史学系助教姚公书因姚薇元由助教升讲师，心怀不满而到校方闹事，以其资历比姚薇元深为理由，要求校方提升为讲师并加薪水。校方迫于其反复滋扰，竟然牺牲姚薇元利益，收回姚薇元的讲师聘书。朱希祖知道后愤愤不平，并评论道：
“学校讲师论学问不论资格，学问以发表著述之有无价值之高下为标准，岂可任意乱争？姚薇元著有《〈魏书·官氏志〉广证》，颇有价值，当局改为讲师未尝不公，姚公书有何著述可与妄争。当局不知以此理拒绝要求，乃取消姚薇元讲师名义，此所谓进退失据也，反觉暴露其私心矣。”
张家康